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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秋里，一位曾执掌石油部重任的开国中将，被誉为毛主席眼中的帅才。在他的领导下，中国石油工业迎来了最为辉煌的发展时期。

在助力我国摆脱“贫油”困境的进程中，两位开国将军部长——李聚奎与余秋里，贡献尤为卓著。

石油工业部部长余秋里，如同一位运筹帷幄的将军，摆脱了我国“贫油”的困境。他运用战略眼光，深谙用兵之道，擅长发起精准的歼灭战。正是因此，毛泽东曾赞誉：“余秋里，真乃帅才也！”

独臂将军为石油增辉

李聚奎上将为中国石油事业的发展倾注了心血与智慧，奠定了坚实基础。在此之上，开国中将、独臂将军余秋里进一步锦上添花，推动中国石油工业进入了最为辉煌的黄金时代。

余秋里，生于1914年11月15日，籍贯江西吉安。在年仅15岁之际，即于1929年投身红军行列。次年，即1931年5月，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此后，余秋里同志历任多项职务，包括赤卫大队中队长、红军第2军团团政治委员、八路军第120师独立第3支队政治委员、第358旅团政治委员、第358旅政治委员、第1军第1师政治委员以及第1军副政治委员。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余秋里同志曾先后担任西南军政大学副政治委员、第二高级步兵学校校长兼政治委员、西南军区后勤部部长兼政治委员、军委总财务部部长以及总后勤部政治委员等职务。

余秋里身经百战，屡历沙场。在长征的征途中，身为红2军团第6师第18团政治委员的余秋里，率领部队担任红2军团的前锋。在执行截击国民党万耀煌部队的任务时，不幸被敌军射来的子弹击中左臂，尽管只是简单包扎，他依然坚持战斗。在阵地转移的过程中，为了保护战友，他的左臂再次遭受敌军机枪子弹的攻击，不幸被打断。

在那时，余秋里的左臂骨骼穿透了肌肤，两根筋络暴露在外，轻轻颤动着，但他依然坚持指挥战斗。由于医疗资源匮乏且持续行军，无法及时进行手术，他忍受着剧痛，拖着受伤的左臂翻越雪山、穿越草地，艰难地度过了192个日夜。直至1935年9月抵达甘南，他方才接受了左臂的截肢手术。

◆余秋里

余秋里回忆道：“在我受伤不久后，伤口便开始发炎并逐渐腐烂，疼痛难忍。为了缓解痛苦，我不得不将受伤的左臂浸泡在冷水中，或是用湿毛巾敷在受伤处。在穿越草地期间，有一段时间我未能及时更换药膏。当医生前来检查伤口时，揭开纱布后，发现伤口已经严重腐烂，并生出了蛆虫。医生用镊子逐个夹出蛆虫，随后用盐水彻底清洗了伤口。”余秋里凭借着一只手臂，勇敢地参与了无数战斗，并最终拖着独臂踏入了新中国的怀抱。1955年，余秋里被授予中将军衔，被誉为“独臂将军”。

余秋里担纲我国第二任石油工业部部长一职，此任由彭德怀与周恩来两位领导力荐。

1958年农历正月初旬的一个清晨，余秋里接到中央办公厅的通知，随即踏入中南海丰泽园内的菊香书屋。在那里，毛泽东微笑着站起身，与余秋里热情地握手。

“国家领导人亲自举荐你担任石油行业领导，听闻你对此有不少独到见解呢？”

“主席，我实在是担忧，肩负石油部长这一重任，我恐怕难以胜任。”

毛泽东曾言：“我们这些人，自幼便投身战火，建设新中国之事，无人曾亲身经历。追溯古往，亦寻不到可供借鉴的经验。昔日长征之际，我们翻越雪山，横穿草地，手持一杆破旧之枪，众多同伴乃马夫、炊事员出身，然而在革命需求的召唤下，他们终究蜕变为卓越的军事家与战略家！相较之下，你显然更为出色。二十岁便执掌红军团长、团政委之职，继而担任独立旅司令、政委，解放之后，更执掌军校领导之职，以及我军总财务部长一职。你不仅擅长统兵，亦精通理财，且政工能力非凡。据此看来，你出任石油部长之位，可谓实至名归。”

余秋里笑了，不再坚持。

“那就这么决定吧。你与李聚奎同志进行职务对调，他比你年长十八岁。你正值青春年华，精力旺盛，正是投身工作的黄金时期。李聚奎同志是一位优秀的同志，他回到总部后将继续从事熟悉的领域，凭借丰富的经验。你们二人互相调换，这对双方都是有益的。”

1958年1月27日，首都北京见证了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的召开。紧接着，在2月11日，会议作出决议，正式任命余秋里同志担任石油工业部部长一职。3月初，余秋里同志正式履职，开启了新的工作征程。

余秋里获尚方宝剑先斩后奏。

余秋里履新之际，着眼于战略层面，对我国的石油工业发展进行了深思熟虑，并坚决主张运用集中优势兵力，实施决战决胜的战术策略。

石油在当时对于我国至关重要。在抗美援朝战争期间，为了获取些许石油，东北的工厂不得不从页岩中提炼出人造石油，或是以高昂的价格从多个渠道购置外国生产的石油。归根结底，石油乃是一国之命脉，一个庞大的国家若石油匮乏，经济发展便会举步维艰。李聚奎担任我国第一任石油工业部部长时，成功在克拉玛依发现油田，这一成就具有划时代意义。然而，相较于当时迅猛发展的中国，石油短缺的问题仍未得到根本解决，亟待加紧推进。余秋里深知中央任命他担任石油部部长之重任。

将有限的人力、物力及财力，集中投注于最为关键的环节，力求实现突破，进而推动整体进展，以期一举扭转我国石油工业长期处于被动落后的局面。

1958年，余秋里于青海冷湖油田的一次职工大会上发表了讲话。

“赋予你尚方宝剑，可以先行裁决，后奏朝廷！”

在分别之际，毛泽东对余秋里叮嘱道：“若你需寻觅干部，尽可直言所需，军以上级别的干部，你心中所想，便是你应选之人。”言罢，余秋里便带领康世恩等一众人才离去，同时集结了数十万石油战线的精锐力量，着手展开了石油资源勘查的前期筹备工作。

经过一番艰辛而深入的调查研究、论证考察以及精确探测，余秋里作出了一个极具战略意义的决策：将石油勘探的战略重心转移至东部地区。此举旨在将我国原油的生产、加工与消费紧密相连，以便更有效地满足国民经济发展和国防建设的迫切需求。这是他担任石油工业部部长以来所提出的首个战略决策，然而，这一决策的实施过程也并非一帆风顺，曾历经曲折。

余秋里首战失利，大庆转机。

余秋里履新后，首要任务便是探寻新的油田，并集中全力展开“大会战”。1958年3月中旬，正值他上任一个多月之际，四川石油管理局传来了振奋人心的喜讯：短短六日内，川中地区接连有三口勘探井成功喷油。喜讯传遍，石油工业部大楼内洋溢着一片欢腾。众人梦寐以求的大油田仿佛触手可及，有人戏称，这一次我们抱住了一个大“金娃娃”。在余秋里新任石油工业部部长的英明指挥下，川中石油大会战正式揭开了序幕。

正当众人蓄势待发，准备一展所长之际，地质专家们却敏锐地察觉到了问题所在。川中地区的油层状况颇为独特，遇到裂缝密集的地层便能高产油气，反之则油气难以产出。当时，南充、龙女、蓬莱、合川、广安等七个油气田，整体年产规模仅限于十万吨。随后，通过收集的大量第一手资料，证实了川中油藏乃裂缝性油藏之特点。

川中石油会战设想败北。

1958年，余秋里莅临四川川中地区，实地观摩了油田喷油的壮观景象。

余秋里并未气馁，他坚信石油大会战是扭转石油工业落后面貌的关键途径——将有限的人力、物力和财力集中在战略要地，全力以赴实现突破，进而以点带面，促进整体发展。然而，突破的“点”究竟在哪里，始终是他不断探寻的课题。1958年，他成功发现了22个油田。尽管如此，这些油田的储油量有限，远未达到国家石油需求的水平。

面对前路何在的困惑，负责石油产业的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在听取余秋里的报告后，果断决策：“坚决推进勘探工作，战略性地向东发展天然气资源。”他特别指出，石油勘探需从全局战略角度出发，将战略、战役、战术三者融合，将勘探重心转移至东部区域。

遵照邓小平的指示，余秋里将李聚奎部长时期所奠定的基础——松辽盆地，确立为石油勘探战略东移的核心战场。1958年4月，松辽石油勘探大队应运而生，短短两个月内便升级为松辽石油勘探处，进而发展成为松辽石油勘探局。该局对松辽盆地进行了细致的勘查，并着手进行基准井的钻探作业，以对地下油气资源进行初步勘探。

1958年7月9日，我国在松辽盆地东北斜坡地区成功开钻了首口基准井——松基一井。该井的钻探深度达到了1879米，遗憾的是，未发现油气资源。

8月6日，位于盆地东南部隆起区的松基二井正式开钻。遗憾的是，在完成钻探后，所获得的油气资源寥寥无几。

两次出征均以失利告终，失望的情绪笼罩了众人的心头。事不过三，第三口基准井的选址，成为了关乎成败的转折点。在地质技术员的精确勘测和专家团队的严谨论证下，最终将第三口基准井的位置选定于大同镇的高台子，并精心设计了3200米的井深。松基三井的布局与松基一井和松基二井构成了一个等边三角的态势，同时位于盆地中心区的隆起部位，其地理位置堪称理想。

余秋里的目光始终聚焦在松基三井。1959年4月11日，松基三井正式启动钻探作业，余秋里时刻关注着进展。经过三个多月的辛勤努力，成功获取了岩心，发现棕褐色的砂岩富含油气，气色充沛，这无疑证实了地下蕴藏着丰富的石油资源，也让余秋里信心倍增。

然而，当钻头深入地下约1461米时，井孔开始发生偏斜。面对是否继续钻探的问题，中国石油工作者与苏联专家之间产生了显著的分歧。苏联专家坚持认为，作为勘探井，应当深入至地下三四千米处的基岩层。然而，这样的钻探过程至少还需一年时间。在资源短缺如同血脉流失般紧急的时刻，时间尤为宝贵。康世恩向余秋里提出请示，余秋里随即同意立即完成钻探工作，并实施固井和试油作业。

固井作业告一段落，转眼到了9月6日，我们迎来了首次射孔试油，然而结果却令人沮丧，一无所获。失望的情绪再次笼罩了在场的每一个人。面对困境，余秋里鼓舞人心地激励大家，劝诫大家不要轻言放弃。现场一线指挥的康世恩果断下令，要求工人们采取提捞法，务必将井筒内的积水彻底清除。工人们一桶桶地将积水提捞上来，心中满怀期待，渴望着那喷油的希望之火能够早日点燃。

松基三井喷油盛况。

9月26日，我国石油工业再创辉煌：松基三井成功进行射孔试油，沉睡在松辽平原亿万年之久的深藏黑褐色原油，如梦初醒，顺着井口跃出，冲向云端，在阳光照耀下，释放出浓郁的油气芬芳。欢呼声此起彼伏，人们如痴如醉地狂欢、相拥而泣、热烈庆祝！

在松基三井纪念馆内，墙壁上醒目的“松基三井大事记”清晰记录，在五年时间里，松基三井共产出原油10088吨。松基三井不仅是一口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发现井，更曾担任生产井的角色。直至1988年4月，由于管套多处断裂且无法修复，该井才宣告正式停产。此后，它又肩负起大庆油田“教育井”的重任。

余秋里对松基三井的评价言简意赅：“松基三井的喷发现象，以及大庆油田的发现，标志着我国找油理论实现了新的飞跃，对石油勘探事业产生了极大的促进作用。”

在松基三井喷油的那一天，恰逢新中国成立十周年之际。为缅怀这一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发现，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欧阳钦在庆贺大典上提出倡议，将松基三井所在地的大同镇更名为大庆镇。

自此，大庆——一个洋溢着吉祥与希望的美丽名字，与油田同诞生，声名远扬，震撼全球。

喜讯很快传至京城。邓小平将这一喜讯告知毛泽东，并赞许道：“余秋里，此人心志坚毅，不畏艰难。”毛泽东听后，喜形于色，兴奋地表示：“余秋里，真乃帅才也！”

大军奔赴东北石油会战

1960年2月13日，余秋里代表石油工业部党组，向党中央及毛泽东同志提交了题为《关于松辽地区石油勘探情况及后续工作安排的报告》。报告中指出，自1959年9月26日大庆地区首口油井成功产油以来，紧接着又陆续钻探了22口勘探井，成功探明了一片覆盖200平方公里的巨型油田。初步评估，该油田的可采储量超过1亿吨。为加速在已探明的储量中开钻生产试验井，石油工业部经研究后提出，在大庆地区“汇聚石油系统所有可用之力量，采取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的战术，发起一场声势浩大的石油大会战”。

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对社会主义建设中的这一崭新举措给予了热烈的拥护与支持。2月20日，中共中央迅速发布了文件，正式批准了该报告，强调指出：此次大会战“对加速扭转我国石油工业的落后面貌，具有重大意义”，并指令全国各地区的相关部门给予强有力的支持和紧密的协作。在此同时，中央军委亦作出决策，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退伍军人中，招募了3万名人员投身于大庆油田的建设工作中。

自1958年5月至1965年2月，余秋里同志担任石油工业部党组书记一职。1959年9月，随着大庆地区石油资源的重大发现，他同时肩负起大庆石油会战指挥部工委书记的重任。

在1960年4月，大庆石油会战万人誓师大会隆重举行，由余秋里同志发表激昂的动员演讲。在此次盛会中，“铁人”王进喜同志荣膺油田会战首位劳动模范的称号。

一经确立石油大会战的战略部署，余秋里便迅速行动起来，着手进行人力调配，运用起解放战争时期所擅长的策略。他采纳了集中兵力、优势作战的战术，从全国各地油田中精选出精英队伍。玉门油田的王进喜1205队亦被征召，全国石油领域的顶尖力量纷纷集结于大庆石油大会战，致力于大油田的开发。在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的鼓舞以及全国人民的全力支持下，石油工业部汇聚了来自全国37家石油厂矿、院校的4万名职工，调集了7万吨的器材设备，并集结了全国最顶尖的几十支钻井队。在余秋里和康世恩的带领下，他们踏入广袤的北满草原，展开了石油大会战的壮丽征程。

战场现两难选择。

当全国石油战线的精锐力量踏上石油会战的前线之际，却突然遭遇了未曾预料的变故。这一变故的出现，使得我们不得不面对一项艰难抉择。

原计划中的石油争夺焦点位于首个石油发现地大同镇。然而，当作战部队行进至中途，意外状况发生——北部的萨彷井意外喷涌出大量石油。面对这一突发情况，是分兵两路应对，还是坚持原有作战方案，陷入了决策困境。

若不前往大同镇，便意味着必须放弃对该镇早期建设的投入，换句话说，势必要损失一部分资金。鉴于当时国家经济形势严峻，财政资源本就紧张，众多人对此持反对意见。然而，若采取分兵两路的策略，虽能确保安全，但针对石油会战的“歼灭战”策略将难以实现。

余秋里视察玉门石油管理局。

“萨彷井的油气产出，昭示着大庆长垣北部地区的油层厚度远超南部，产量亦更为丰硕。面对这一新形势，我们必须果断决策，调整策略，将勘探重心从以大同镇为核心的南部区域，转移至以萨尔图为核心的北部区域。”

尽管面临诸多争议，余秋里毅然决然地承受着压力，坚持调整战略方向，将会战的焦点转移至北方的萨彷井。事后证明，余秋里的抉择极具前瞻性；若非这一及时的转向，大庆油田的建造工期恐将延后，甚至可能导致顾此失彼的后果。因此，余秋里的这一果断之举，无疑为我国石油工业的战略布局指明了正确的道路。

石油战线爆发了震撼的大“会战”。

在一场声势浩大的“会战”中，余秋里高扬“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战旗，以此激励石油队伍奋勇向前，该口号最终在全国范围内广为传颂。

在大庆油田的“大会战”期间，数万名石油工人汇聚一堂，面临的生活条件极其艰苦，生产任务亦充满挑战。余秋里焦虑万分。究竟如何才能凝聚众人心，稳固团队，开启这场石油“大会战”的新篇章呢？

1960年4月10日，石油工业部机关党组正式颁布了《关于深入学习毛泽东同志著作〈实践论〉与〈矛盾论〉的决议》。该决议标志着石油工业部自启动大规模“会战”行动以来的首个重要决策。在当时的国内环境中，该决议受到了全体职工的热烈支持与积极响应。

余秋里视察大庆油田。

在刘炳峰撰写的《石油部长余秋里》一文中，记载了余秋里为迅速开启石油“大会战”的序幕，巧妙把握机遇，主动发起并推广学习“铁人”王进喜的活动。

在“会战”期间，余秋里日以继夜地坚守在工地上，与工人们共餐同宿，并肩作战。身处一线，他发掘、宣扬并培养了杰出典型“铁人”王进喜，使“大庆精神”得以在全国范围内高高飘扬，成为了一面光辉的旗帜。

王进喜，源自甘肃玉门之地，堪称新中国石油钻探事业的先驱，亦被誉为全国知名的劳动楷模。1938年，正值风华正茂的15岁，王进喜踏入玉门石油公司的行列，成为了一名光荣的工人。随着新中国的诞生，他先后担任了玉门石油管理局钻井队长、大庆油田1205钻井队队长，以及大庆油田钻井指挥部的副指挥。1956年，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随着大庆“大会战”的拉开帷幕，领导层提出采用直井作业的方案。王进喜随即号召大家集思广益，提出各自的构想。尽管众人贡献了许多宝贵的意见，但普遍对能否成功持有疑虑。王进喜见状，焦急万分，遂引用毛主席《实践论》中的名言：“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话音刚落，他即刻率领全体职工，在夜幕下徒步赶往井场。设备抵达后，他们不等不靠，依靠人力拉拽、肩扛和车辆拖拽，经过七天七夜的辛勤努力，硬是将设备分解并成功运至现场。在开钻过程中，调配泥浆的工作未能及时跟上，王进喜毫不犹豫地第一个跳入泥池，亲自进行人工搅拌。大家吃住在井场，昼夜奋战，仅用五天零四个小时，就完成了大“会战”后的第一口直井的钻探，创造了当时的最高效率纪录。

房东的老太太提着一篮鸡蛋前来慰劳，见到工友们便说道：“你们的王队长，连续五十多个小时未曾合眼，真乃钢铁般的男子汉！赶紧劝他回来休息，否则恐怕会累垮了！”自那以后，“铁人”王进喜的名字便迅速传遍开来。余秋里得知此事后，高度重视。他感慨道：“‘铁人’，这不就是对王进喜同志意志坚定、境界高远、干劲十足、性格坚毅的生动概括吗！我们要摆脱石油行业的落后状态，正需要这种‘铁人’精神！”于是，余秋里立即召集会战指挥部的紧急会议，正式发出了“学习‘铁人’王进喜，争做‘铁人’”的号召。

◆“铁人”王进喜。

王进喜领导下的1205钻井队，历经艰辛，不仅成功钻探出大庆油田的第一口油井，更缔造了年钻井进尺达10万米的全球纪录，彰显了大庆石油工人的豪迈气魄。他们为我国石油工业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成为工业战线上的一面光辉旗帜。王进喜提出的“宁愿少活二十年，也要奋力夺取大油田”的豪迈誓言，在全国范围内广为传颂。

1959年，王进喜荣膺全国“群英会”颁发的全国先进生产者荣誉称号。遗憾的是，他为了祖国石油事业的发展，夙兴夜寐，辛勤耕耘，最终身心俱疲，积劳成疾。1970年，王进喜不幸患上胃癌，英年早逝，年仅47岁。

在余秋里的引领下，受王进喜精神的激励，石油大“会战”于北部高产地带正式拉开帷幕。“会战”指挥部一声令下，50余部钻机齐头并进，共钻井339口，成功证实了“大庆地区各构造带呈现连片大面积的含油特性”。同时，还探明了中心高产区的面积超过500平方公里，对整个油田面积有了基本掌握，并大致估算出了储油量。

在余秋里的领导下，大庆油田迅速设立了生产试验区，同年便产出原油97万吨。随后，在1960年初步开发的基础上，1961年我们成功攻克了一系列关键性的科学技术难题；而到了1962年和1963年，开发面积得以进一步拓展。短短三年时间，我国首个大型油田便基本建成。

在三年光景里，余秋里鲜少安享一夜安宁，对于石油相关的点点滴滴，无论关乎庞杂的数据分析，还是工人生活的细微末节，如饮食、排泄，他无不牵挂在心。

身为领导，余秋里却从不谋求特殊待遇。在大庆的战斗岁月里，他与众人同甘共苦，居住在简陋的木板房中。这些房屋在夏日里漏雨，在冬日里透风，然而，余秋里当时全然不顾这些生活上的艰辛。每当清晨一觉醒来，他便会立刻赶往工地，着手解决各种棘手问题。

在那段三年自然灾害的艰难岁月里，余秋里倾注了全部心力，想方设法筹备粮食，确保工人们能够温饱。他既在大庆全力推进工程建设，又致力于生产工作，亲自走访每一户工人家庭，力求不让任何一家一户挨饿。三载春秋，余秋里的鬓发已白了大半。

1962年，余秋里随周恩来总理一同视察大庆油田，对地质状况进行了深入的了解。

截至1963年年底，大庆油田累计开钻井口1178口，已具备年产600万吨原油的生产实力。当年，油田产出原油440万吨，这一数字占全国原油年产量的67.3%。在该年度，全国的原油总产量攀升至648万吨，满足了国内石油消费需求的71.5%，标志着我国原油自给自足的基本实现。周恩来在当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指出：“我国石油资源基本实现自给。”同时，余秋里担任石油部长长达7年，他在石油行业中培养了一支勇于攻坚克难的钢铁队伍。

1963年12月26日，这一天，我国各大报纸纷纷将头版头条位置让给了新华社的报道——《从国外进口“洋油”的时代即将一去不复返》。这一消息的公布，标志着中国人民长期依赖洋油的历史画上了句号！顿时，西方舆论界为之哗然，纷纷伸出大拇指，赞叹中国人民的伟大！

毛约谈余秋里谈工业学大庆

1964年1月25日，毛泽东等党内高层领导人与余秋里进行了一次愉快的交谈。在余秋里详细汇报了石油大会战进展情况之后，毛泽东兴奋地表示：“很好！我认为，这正是我们工业发展应当采取的方式，我要向你们学习！要学习大庆精神！”

十日之后，中共中央随即发布了《关于转发石油工业部关于大庆石油会战情况报告的通知》，而《人民日报》亦在头版显著位置，以通栏标题形式，刊登了毛泽东同志的号召——“工业要学习大庆！”

党中央发出开展“工业学大庆”运动的号召，旨在激励全国工业战线积极向大庆学习，深入践行“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崇高精神，以此推动我国工矿企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不断向前迈进。

2月9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传达石油工业部关于大庆石油会战情况报告的通知》，强调指出：“这一事件堪称多快好省的典范。其中所积累的宝贵经验，不仅在工业领域具有指导意义，亦适用于交通、财政、商贸、文教等各个部门，以及党、政、军、群众团体等各级机构，甚至可以作为借鉴。”

2月13日，于人民大会堂举办的春节座谈会上，毛泽东郑重提出：“我们应当效仿解放军的作风，借鉴石油部大庆油田的成功模式，并学习城市、乡村、工厂、学校以及机关单位中的优秀典范。”自此，一场全国范围内以学习大庆经验为核心的运动在工业交通领域迅速展开。

“大庆精神，乃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大庆人民，如同由特殊材料构成，他们是无产阶级革命精神的化身。这种精神，这种人民，正是我们学习的光辉典范。”自此，《人民日报》接续推出了一系列关于大庆油田的报道。

在同年的12月21日，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首次会议于首都北京隆重召开。周恩来总理在会上发表了《政府工作报告》，其中对大庆油田的卓越成就给予了高度评价，并总结出了他们的典型经验。报告强调，这些成绩显著，其核心经验更是值得广泛借鉴。在此基础上，总理向全国人民发出了“工业要学习大庆，农业要学习大寨，全国上下要学习解放军”的伟大号召。

在工业学大庆运动兴起之际及其前后，党和国家领导人周恩来、朱德、董必武、贺龙、陈毅等，纷纷多次莅临大庆，对工作进行了实地考察。

余秋里不仅在大庆一举摘去了中国“贫油”的标签，更在彼地提炼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宝贵精神。在西方世界封锁、国内条件艰苦、经济相对落后的特定时期，他以精神力量凝聚了全国人民，有力推动了社会主义在各行各业的蓬勃发展。

1964年9月21日，在与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的交谈中，毛泽东表示：“大庆油田的建设，不仅具有明确的核心思想，而且有着坚实的理论基础。余秋里同志巧妙地将全国之力凝聚，发起了一场攻坚之战。这种做法，虽与原有计划有所出入，其难度之大，不言而喻。试想，在无路可通、粮食短缺、住宿条件艰苦的情况下，我们依然能够取得这场歼灭战的胜利。”

在1964年年底举行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任命余秋里担任国家计委的职务，并对余秋里给予了高度评价：“我认为余秋里是个可用之才，非常出色。现今有些人只关注琐事，而忽视了重大事务。”同年12月，余秋里正式就任国家计划委员会第一副主任兼秘书长，负责领导中央“小计委”的工作。此后，他相继担任了国家计委主任、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家能源委员会主任以及国务委员等要职。